杨涛检察官认为，从微观层面上讲，废除经济犯罪领域的死刑至少有如下益处：

其一，如果废除了经济犯罪领域的死刑，就不会出现犯罪后留在国内与逃到国外的“同罪不同罚”现象，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

其二，可以提高效率与节约司法成本。目前，我们与一些国家虽然在引渡条约中确立了“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则，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废除死刑，所以针对个案我们仍然要进行谈判并承诺不判处死刑，如果统一废除了经济犯罪的死刑，那么大量引渡谈判就可以省去。

其三，有利于减少民众对司法机关照顾贪官不判处死刑的猜疑。近些年来在死刑适用上，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对于贪污受贿的官员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越来越少，“死缓”则明显增多。以至于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质疑：“今后是否不再对贪官适用死刑？”

同时，他指出，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要让民众接受并具可操作性，首先必须解决两个前提：一是应当将有期徒刑提高到30年，并设立不得假释和减刑的无期徒刑；其二是切实解决在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减刑、保外就医存在的问题，像原成都金牛区副区长马建国在服刑期“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出入宾馆，可回家过夜，外出与亲友会见”之类的现象，决不能再度出现。

您对这位检察官提出的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提议有何看法？如果这项建议真被采纳，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针对这一话题，我们与广大网友进行了QQ连线，以下是部分网友的观点：

该话题已结束讨论，连线时间不在线的朋友可以在这里留言。

网友网络也真诚：对于针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我是赞同的。

首先我声明，我从心里是比较痛恨贪官污吏的，他们拿人民的钱去愚弄百姓，花中国人民纳税人的血汗钱，从这个层面上，受到重罚甚至死刑都是情理之中的。但是看看中国的贪官真正有几个被送上法场，又有几个坐了十几年牢的？某种犯罪一旦成为社会的一种群体现象时候，更多的不是怎么去制裁而是放在怎么去解决上。所以我们应该反思。

解决的方式不能局限在死刑上，死那么多，贪的还不是照样？这叫治标不治本！严惩的方式有好多的。不能因为个别案例，就否认政府在打击贪污分子上所做出的努力。个案的出现其实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出现问题就方便以后解决了嘛。要加强执行力，但也不至于非得要人命啊！杀了又能怎样？难道就可以挽回什么？难道就没有人贪了？

（网友网络也真诚：加强执法不一定非要人命）

经济犯之所以能轻松潜逃，谁的责任？是谁该检讨？是老百姓吗？还是法律过于严格？孩子逃学跑到外婆家去了，过去要人，舅舅说，孩子的确学业太重了，除非你们答应不再让孩子上学了我才让他回去。请问？在中国，孩子不上学还有什么前途？贪官如果不死，是不是很有机会出狱，以他以前在社会上的关系网和中国这种浓烈的人情网，是否一样可以危害百姓和人民？无能的事就拿国际惯例来妥协，纯粹是忽悠老百姓！

现在没有废除死刑，但其实判死刑的人也少，真正执行的也就更少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是无奈和期待。就好像东莞赔钱减刑的做法，其实不是个案了。但是法律上至少没通过，至少不鼓励这种做法，以后还可以限制。存在既合理，合理不一定合法。法律不是买卖，不讲究讨价还价，如果降低刑法力度，只会让犯罪者更家有恃无恐。先把司法制度完善了，再谈废除死刑，中间顺序不能颠倒，必须先会走，才会跑，否则会摔的很惨。

（网友13：先完善司法制度再谈废除死刑 ）

网友☆独酌★：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与制度，凡事都以一个国际惯例就让中国跟风，我认为不符合现在中国国情。中国正处于高度发展之时，经济犯罪更直接影响其发展，所以必须有力打击严重的经济罪犯，采用死刑也无可厚非。所谓的国家惯例为何不反过来看中国？法律不是专门用来制裁某人的，而是来约束的大家的行为。但检察官说到提高法定刑这一点倒要支持，提高是好事，但也没必要除掉死刑吧？现在有钱人多了，你判个20年50年，他们到时用钱就能行个方便，说什么表现良好减刑，减着减着就出来了。在国家法律健全之际，死刑有其特殊意义，最高定刑不能去掉，这可以让更多有钱有权人不得以某种行为去躲避法律制裁。

网友惜福：如果这位检察官所说的废除死刑后的建议能够真正都落实到位的话，我觉得倒也可以勉强接受。死刑犯不引渡，这是国际惯例，而现在一些贪官就是瞅准了这个才外逃出国的，而我们为了审判他，又必须跟别国签署这项协议，这其实已经是变相地不判死刑了。不过再接轨之前，还应该先检讨和改善。这位检察官说得有理，正是因为现有法律对经济犯罪量刑过轻，没有震慑力，再加之执法的时候还有一些弹性，判十年，也许只服三年五年，甚至在狱中还搞特殊主义，所以老百姓才会担心，现在甚至把死刑这把头上悬剑给摘除了，大家就更没底了。这样会不会让贪官气焰更嚣张？

网友雅馨：法律的目的是规范社会进步，并不是以暴易暴，所以单从这个角度我也反对经济犯死刑。

网友☆精湛：道德约束不管用，只有严惩才管用。赞同死刑。对贪污腐败分子绝对不能轻饶。加强党风廉正建设要有实际行动，不能喊空口号。要贯彻落实，不是弄虚作假。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案件一般涉及的官员比较多，所以存在官官相护现象！

腾讯网友来自：218.66.17.*：法规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只要不判立即执行，贪官们都有办法象像原成都金牛区副区长马建国那样，在服刑期“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出入宾馆，可回家过夜，外出与亲友会见”。这只能说明我国目前刑法对贪官污吏的惩罚太轻了，使他们不怕坐牢，反正只要有钱，就能摆平一切。因此，不仅不能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而且要多判并立即执行。

腾讯网友来自：222.94.122.*：为什么说对罪犯执行死刑就是一种残酷， 罪犯他本身不也是很残酷吗？尤其是经济贪污犯他更是没有人性，他不仅拿老百姓性命与不顾，甚至会毁了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死？

腾讯网友来自：218.66.17.*：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期，也是经济犯罪的盛行期，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必将使法律失去威慑力，从而使贪官污吏胆子更大，经济犯罪更加盛行，从而使执政者失去民心。所谓失民心者失天下，党和国家将处于万覆不劫的境地，必然导致改革失败。现在不仅不能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而且对经济犯罪分子该杀的绝不能手软，特别是对贪污受贿的分子更要从重处罪，决不能手软。

腾讯网友来自：218.71.13.*：经济犯罪往往伴随着滥用职权，这些人渣，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钱的范畴。30年！谁养？答：国家！把这些钱花到西部扶贫去吧！

(文中均为网友个人观点，腾讯网转载仅为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检察官建议废除经济犯罪死刑 将刑期提高到30年

               杨   涛

新华网3月8日报道3月8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同志作了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法律草案的说明，在谈起台湾省籍的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时，他说：“台湾省暂时选举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3人，由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台湾省籍同胞中选出。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依法应选的其余名额予以保留。”

鉴于国家尚未统一、两岸分治的政治现实，台湾省籍的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要等同于其他省籍确有现实困难，而现行的主要从客居于祖国大陆的33000多名台湾省籍同胞中协商选举出全国人大代表的做法也具有相对合理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岸经贸与人员往来的频繁，产生台湾省籍的全国人大代表的选民与被选举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这个扩大的空间来自于在大陆的经商的以百万计台商。因此，不妨考虑部份台湾省籍的全国人大由台商选举产生。

台商与客居于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以及在台湾本省一直居住的台湾同胞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客居于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大多数是解放前或者几十年前移居大陆的，他们在大陆居住长，由于他们久离台湾，他们对台湾当地的社情逐渐陌生，当地人也对他们逐渐疏远。因为他们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性略显不足。而现在一直居住在台湾省的台湾同胞，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他们既不了解祖国大陆的法律与政治，也没有现实条件参加选举，所以，他们当中产生全国人大代表既不现实，也不具可行性。而台商却不同，他们经常往来与两岸，对于两岸的法律、政策和民情熟悉，他们有条件和有能力去参加竞争，所以，他们当选具有可行性；台商对于两岸的经济作出了贡献，在两岸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中产生部份台湾省籍全国人大代表也更能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并且，有资料显示，台商、台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目前在大陆人数达100万—120万，而来自上海台商协会的数据也显示，仅在上海及周边工作、学习的台商及其家属就约有50万人，在这么庞大的人口中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也足以代表台湾省相当分量的民意，所以，台商当选也有充足的代表性；台商长年在大陆生活和工作，他们中间产生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也有利更有效地保障他们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从台商中吸收台湾省籍全国人大代表有利于打破台湾当局对台湾民众的政治封锁，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目前，台湾当局在文化上推行“去中国化”，在政治上禁止民众参与大陆的政治性组织，企图在政治与文化上弱化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认同。而从目前还在台湾当局管治下的台商中选举产生台湾省籍的全国人大代表，将冲破台湾当局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封锁。台商积极参与大陆的经济文化政治事务，能真正当家作主，那么他们就会增强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这些代表将影响到选举产生他们的台商，而这些台商进而又将他们的影响扩大到所有的台湾同胞，从而让更多的人来支持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祖国的建设。

事实上，台商参与祖国大陆的政治事务也有先例可循。东莞新一届市政协就吸纳了三名台商代表，这打破了台商在大陆不参与政治事务的惯例，也对台湾当局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台湾居民不得担任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机关、团体之职务或为其成员’”的规定产生冲击，松动了台湾当局“去中国化”的基石。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不仅在政协中有台商委员，在人大中也应当有台商代表；不仅在地方的政协、人大，在全国政协、人大中也应当有台商。

因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可以考虑修改现行的台湾省籍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让在大陆的台商中选举出部份台湾省籍全国人大代表。在台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问题上，除按照对其他省籍的全国人大代表要求外，还得特别强调必须拥护祖国统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外，针对台商的特殊性，还可以规定一些更为细致的选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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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涛

    “公众人物”从狭义上讲，是指那些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官员，从广义上讲是指除了官员外还包括那些在公众中具有影响力的人，例如影视名星、企业家、学者等。“公众人物”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公众人物”概念界定直接关系到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公民言论与批评自由的界限。一个国家要是在立法或者司法上没有“公众人物”概念，那么会是怎样呢？我们先看看下面的两则新闻：

一则新闻是，曾先后两次进京到中纪委举报父亲“包二奶”，后又创办网站，在网上公开父亲的“劣迹”的山东女大学生王静，被所谓的“二奶”告上法庭。近日，定陶县法院以构成侮辱罪判处王静管制两年。（（《新京报》2月7日）另一则新闻是，因转发揭露官药勾结网文而被追究的海南网友张志坚，在被羁押了9个多月之后，被有关部门取保候审。（《南方都市报》2月7日）

两则新闻网友和媒体的反映截然不同，在王静案，大多数人认为法院判决是可以接受的，王静有言论自由，但你不能侵犯别人的名誉，用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就是---“你挥舞拳头的自由止于我的鼻尖。”所以，王静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情形下，对他人进行诽谤或者侮辱当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在张志坚案，大多数人认为海南警方动用刑事手段来对待网络言论明显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 。张志坚被取保候审得益于其所转发的网文的内容，正被现实的调查逐步印证，网文中所指企业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爆出系列问题，公司的药品GMP证书也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但公众却认为，即使张志坚所转发的反映官药勾结的贴子没有被证实，张志坚也应当享有批评官员的言论自由。类似的还有重庆“彭水诗案”，秦中飞在其短信中讽刺当地领导的事有些并没有得到证实，但全国媒体对当地警方以诽谤罪对秦中飞刑事追究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声讨。

网民们可能对于“公众人物”的概论并不了解，但网民从自然理性中得出的看法，接近于“公众人物”概念的精髓。王静是普通公民，但所谓的“二奶”也普通公民，所以，王静说话要注意自身的边界，如果越界侵犯他人的权益，当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即使她诉诸于道德，将自己置身于道德高地。但张志坚却不同，他批评的是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行使的是公共权力，这种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权力最应当受到监督，公民享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公民批评即使有不妥，官员也应当忍受。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就说：“安监系统要虚心接受媒体和全社会的监督。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他每句话都说得对。”公民更不是中纪委、审计署，连媒体都不是，如果要求他每句话都说得对，岂不限制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何况，官员掌握了众多资源，即使公民批评错了，官员也能以各种渠道予以澄清。所以，国家对公民批评官员—公众人物--必须适用特殊规则，更不能动辄动用刑事手段。

“公众人物”的概念诞生于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１９６０年３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整版的政治广告，声援学生抗议种族歧视。蒙哥马利市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官员沙利文认为，这版广告构成了对自己的“诽谤”，于是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纽约时报》的报道尽管有失实之处，但并不存在侵犯沙利文本人的“实有恶意”-（沙利文作为公共官员，若不能举证证明对其职务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不对或不顾事实与否的轻率心理状态的话，便不能得到损害赔偿）；沙利文作为“公众人物”，报纸作为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的载体，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联邦最高法院终审判决《纽约时报》不负赔偿责任。“公众人物”与“实有恶意”的概念在我国并没有引入，仅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中略有提及，法院认为：“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但公民对于政府和官员批评，至今仍没有特殊规则可循。（在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案中，法院庭审中并没有要求张西德举出““实有恶意”的证据”）

“公众人物”概念的缺失，将陷网民于不义。其一是由于公民对于普通人与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批评适用同一规则，网民往往将对普通人与对官员批评尺度混作一谈（言论激烈往往能获得更多的眼球，在网络上对官员的批评更严厉的多），结果在对普通人的批评中适用了对官员批评尺度，将谈论道德问题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当成一回事，从而越界侵犯普通人的名誉权，触犯了法律。王静被判刑，固然有她自身性格上的原因，但跟这种对批评的尺度不知把握不无关系。其二就是由于公民对于普通人与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批评适用同一规则，某些官员就要求网民对官员的批评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否则就动用刑事手段，结果许多如张志坚一样的网民身陷囹圄，压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扼杀了公民对于政府的正当批评与监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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